于成龙（1617—1684），字北溟，号于山，山西永宁州（今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）人。历任罗城县知县，四川合州知州，湖广黄州府的同知和知府，代理武昌知府，福建按察使，布政使、巡抚和总督、加兵部尚书，江南、江西总督等职。于成龙为官期间，以整顿吏治、廉洁刻苦而著称，深得百姓爱戴，被康熙皇帝称为“天下廉吏第一”。

于成龙的科举经历较为坎坷，但仕途发展较快。他44岁才步入仕途，接受清廷委任，到遥远的边荒之地广西罗城为县令。在罗城，他采取“治乱世，用重典”的方法，在罗城为官三年之间，就使罗城摆脱混乱，得到治理，出现了百姓安居乐业的新气象。他的突出治行受到两广布政使金光祖的重视，康熙六年（1667），于成龙被两广总督金光祖举荐为广西省唯一“卓异”，并升任四川合州（今重庆合川区）知州。由于政绩显著，康熙八年（1669），于成龙被擢升为湖广黄州府同知，后升任黄州知府，在当地的平乱中立下了功劳。康熙十八年（1679）年夏，于成龙在按察使任上第三次举“卓异”后升任省布政使。康熙十九年春，康熙帝“特简”于成龙为畿辅直隶巡抚，翌年春，又召见于成龙于紫禁城，当面褒赞他为“今时清官第一”，并“制诗一章”表赐白银、御马以“嘉其廉能”。未逾两年，又出任为总制两江总督。

虽然屡次得到升迁、重用，但于成龙始终清醒地看待官场，从不与官场的歪风邪气同流合污。他多次提出一些富有创建的吏治之策，并亲身实践，为监察百官、整肃政风起到了重要的带动作用。

于成龙认为：“国家之安危由于人心之得失，而人心之得失在于用人行政，识其顺逆之情”，“以一夫不获曰予之喜，以一吏不法曰予之咎，为保郅致政之本。”在黄州时，他衣内的布袋便利了治盗。升巡抚后仆人请去掉，他笑道：“此袋昔贮盗，今以贮奸贪不省之官吏，未可去也！”他新任直隶，即发出清查庸劣官员的檄文，责令各属将“不肖贪酷官员”“昏庸衰志等辈”等“速行揭报，以凭正章参处”。针对各属贿赂公行，请客送礼之风，他从利用中秋节向他送礼的官员开刀，惩一儆百。他赴任江南，入境即“微行”访于民间，面对“州县各官病民积弊皆然而江南尤甚”的状况，不禁叹曰：“噫！吏治败坏如倒狂澜，何止时乎？”很快颁布了《兴利除弊约》，其中开列了灾耗、私派、贿赂、衙蠹，旗人放债等15款积弊，责令所“自今伊始”，将所开“积弊尽行痛革”。与此同时，他根据自己的体会，又制订了以“勤抚恤、慎刑法，绝贿赂，杜私派，严征收，崇节俭”为内容的《新民官自省六戒》作为地方官的行为准则。方法上，他举优劾贪，宽严并济，时人说凡他所到之处，“官吏望风改操”。康熙帝也称其“宽严并济，人所难学”。

对廉洁有为的人才，于成龙反对论资排辈，他对清廷死板的任官“考成”制提出异议，认为不利于吏治建设，造成“问其官则席不暇暖，问其职则整顿无心，势彼然也，”常常使“远大之辞，困于百里，深为可惜！”为此，他屡上疏推荐人材。如直隶通州知府于成龙（史称“小于成龙”）、江苏布政使丁思孔等都是较有作为的清廉官吏，由于他的举荐而受到康熙帝的重用。

于成龙晚年，官阶越升越高，但他的生活却更加节俭了。为扼止统治阶级的奢侈腐化，他带头实践“为民上者，务须躬先俭仆”。去直隶，他“屑糠杂米为粥，与同仆共吃”，在江南是“日食粗粝一盂，粥糜一匙，侑以青菜，终年不知肉味。”江南民因而亲切地称他作“于青菜”。总督衙门的官吏在严格的约束下，“无从得蔬茗，则日采衙后槐叶啖之，树为之秃。”他天南地北，宦海20余年，只身天涯，不带家眷，只一个结发妻阔别20年后才得一见。其清操苦节享誉当时。

康熙二十三年（1684）农历四月十八日，于成龙逝世，终年六十八岁。于成龙去世时木箱中只有一套官服，别无余物。当时，南京男女老幼，商贩僧侣皆痛哭流涕，康熙帝破例亲为他撰写碑文，对他廉洁刻苦一生予以表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