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9年年初，15岁的习近平来到黄土高原的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村，直到1975年10月离开。这七年，他在这片黄土地上同乡亲们打成一片，一起挑粪拉煤，一起拦河打坝，一起建沼气池，一起吃玉米“团子”。他后来深情地说：“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。最大的收获有两点：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，什么叫实事求是，什么叫群众。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。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。”
采访对象：赵家河村民
采 访 组：《学习时报》记者 邱然 黄珊 陈思等
采访日期：2016年2月28日
采访地点：陕西省延川县赵家河村武刚文家中
1973年3月，延川县委抽调习近平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，到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驻点，当年11月离开。在赵家河8个月时间里，习近平不仅负责文件宣讲、大队领导班子整顿、生产队干部配备等行政工作，还和村民一起修梯田、打土坝、植树造林。他的这些工作，受到赵家河村民的充分称赞和冯家坪公社的高度认可。当年的公社书记赵廷璧要留他在赵家河大队当支书，文安驿公社党委书记白光星说：“你们想得美，我们的好人才怎么能给你！”社教结束习近平回到梁家河后的1974年1月，文安驿公社党委决定不到21岁的习近平担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。
这次访谈中7位赵家河村民回忆的当年几则故事，只是习近平8个月农村社教经历的一点一滴，但从中可以看到一位志存高远的青年，如何在贫瘠落后的黄土高原卧薪尝胆，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好自己的人生第一站。
“近平教我写名字”
采访组：
您好！习近平当年叫您“铁姑娘”，是为什么？
高小梅：
那时候我们有十四五个女孩子都在那劳动，我年纪小，个子也小，但劳动起来是最突出的一个。我管做饭和送饭，手脚最麻利，很快就把所有人的饭都做好，送过来了；干活的时候，我比男劳力差不了多少；到了春天，给田里送肥，人家送7担，我也能送7担。近平注意到我了，就叫我“铁姑娘”，后来叫习惯了，见到我就说：“铁姑娘，你来啦？”他这么一说，我身边一群女孩子就笑，弄得我还挺不好意思。
采访组：
他也和你们一起劳动吗？
高小梅：
是啊，一起劳动啊，近平到我们赵家河来，组织动员我们全村人到山上去打坝。那时候，寒冬腊月，土都冻得硬邦邦的，镐刨不动，铁锹铲不动，只能用炮（指开山用的炸药）打下土块，再用独轮车推走，整平。这活很累，很多社员想在家“猫冬”（指北方农村冬天农闲时期的休养生息），不想上山去受苦。近平就给大家鼓劲儿说：“大家加把劲！锅里有了，碗里也有了；锅里没有，碗里也没有（陕北谚语，这隐含的意思是：集体富裕了，大家也能过上好生活）。”其实，近平都是为了村里人好，打坝，增加耕地，多种粮食，村里人就有更多的粮食吃，但当时这种话不能明着说（指当时不能宣扬小集体利益或个人利益）。
近平发现，大家每天中午从山里走回家去，做饭，吃饭，然后再走回山里干活，又累又浪费时间，一个中午来回“赶场”，忙忙叨叨的，还白白浪费了一两个小时。这么多人，完全可以中午好好休息一下，剩下的时间还能多干很多活。
为了节省时间，近平就跟我们商量着定下：每天中午不回家，留在山上，专门派几个人做饭送过来，吃完饭以后可以休息一会儿，然后再继续干活。
这样一来，我们中午就能在山里休息一会儿，生一堆火，大家一起烤火，拉拉话。近平当时也都是跟大家坐在一起，穿着大棉袄，一身黄土，跟我们没什么两样。但是一说话，就能看出他不一样了。他给我们讲故事，说国内国外的大事，听的我们可高兴了。那个时候村里有报纸，大多数人不识字，很少有人看，但是近平都会看，他对国内外发生的大事小情，都了解得很清楚，再加上他平时看很多书，懂得很多知识，所以他拉话时说的那些事，对我们特别有吸引力。那时候天很冷，最冷的时候气温达到零下十多度。饭送来时已经凉了，我们就围着火，把饭烤一烤，烤热了再吃。有时候也把红薯放在火堆上烤着吃。近平平时吃饭都细嚼慢咽的，但是这时候就吃得快了，还催促我们：“咱都吃快点啊！要不一会儿饭就凉了。”
吃了饭，我们休息一小会儿，就接着干。等到快收工的时候，大家都累了，近平还是那么有劲，一直卯足了劲头干。他还给大家鼓劲说：“同志们！加把劲！好好干这一气儿！马上快收工了。”
我们那时候早上六七点就上山去劳动，一直到晚上才回来，近平是社教干部，带领我们干活，每天都要管这管那，干的活儿却跟我们一样多，甚至比我们更下力气。我们村里年纪大一点的人私下里都称赞他说：“近平这娃，别看是大城市来的，真能吃苦，真厉害！”
采访组：
除了和你们一起劳动，他还带你们学习吗？
高小梅：
有啊，近平那时还在村里办了个夜校，这个夜校当时是全县做得最好的，后来成为县上的试点，叫“赵家河村青年夜校试点”。这个青年夜校和村党支部的生产会不一样，生产会是打铃集合，我们是吹哨集合的。我们总共有二三十个年轻人，每天都去参加近平办的“青年夜校”，都在随娃的窑洞里集合，那时那个窑洞没有炕，中间有一个很长的石条桌子，就像现在的会议桌一样，大家都挤在这个石条桌子周围。每天晚上，点起煤油灯，近平就给我们讲课。
我是文盲，没念过书，我们很多人都不识字，近平就教我们认字，教我们写自己的名字。他问清楚每个人的名字，就帮我们写下来，再一笔一划地教我们自己写。我会写自己的名字“高小梅”，就是近平那时候教给我的。
那时候干了一天的活，天黑了以后还到夜校这里来，却一点都不觉得累，心里可高兴了。年轻人都有精神，近平也不累，每天都给我们讲课，教我们识字，还教我们唱歌跳舞。近平那时候经常说的一些话，我现在还记得。他说：“火车跑得快，全靠车头带。”意思就是要充分发挥党支部的作用。他还常说：“打铁还要自身硬。”意思就是，正人要先正己，要求别人做到的，自己首先要做到。
“近平让我当队长”
采访者：
武大爷，您的小名也是叫随娃吧？
武刚文：
是的！
采访者：
您当时在赵家河是队长吧？
武刚文：
我在赵家河最早是当基建队队长，主要是管那些修梯田、打坝的事情。当了三年之后，村里又派我当生产队的队长。当队长期间，我也没忘了基建队的活儿，除了生产，我还领着社员在山上打坝开荒，这样我们队的粮食能多打些，我们还能年年领先别的队。可是因为这个，我却惹下了麻烦。
采访者：
什么麻烦？
武刚文：
有一天，县委书记骑个自行车到我们村来视察，他翻过一座山，正好看到我们生产队在开荒，他就不让，说我们生产队不应该干基建队的活儿，而且我们开荒没跟县里请示，是违规的。我说：“我们为了多种粮食，开荒没啥不对的，为啥不让？”我就跟县委书记吵了一架。之后我就赌气不当队长了，反正当队长受苦受累最多，我也当够了。
从那以后，我就给村里放羊，放了三年。放羊我干得也挺好，我把队里的羊教育得非常规矩，不吃庄稼，只吃庄稼下面的草。那个时候，我上午劳动，下午放羊，放羊之后又去打坝，每天也很累，但是不当队长，不用操那么多的心，还是挺高兴的。
采访者：
那后来您为什么又重新当队长了呢？
武刚文：
近平来赵家河的时候，我27岁。近平通过村里人了解到我之前的事，他找到我说：“随娃，你还得当队长。”
我说：“我不当了，我当够了。”
近平说：“不行，你必须得当这个队长。你当队长能搞好生产。”
后来村里人跟我说：“近平让你当队长，你就当嘛，近平觉得你这个人耿直、诚实，还能干，就想让你当队长呢。”
可我这人脾气倔，因为跟县委书记吵架我才下来的，现在谁让我当队长，我也不当。
我脾气虽然倔，但近平有的是耐心，他一次次找我谈，让我多为集体考虑，要用自己的能力给全生产队的人做贡献。他还问我：“你听不听党的话？不听党的话，说明你觉悟不够高，我就给你办学习班。”前前后后，近平一共找我谈了十多次，最后终于把我说动了，我说：“行，我当这个队长。”他说：“这就对了嘛！”
那个时候，村子里有三个生产队，近平让我当第二生产队的队长。其实，当生产队长可费脑子了，比当个村党支部书记还要复杂得多，基本上队里面社员的生产、生活、评工分，都要队长来安排，安排得不合理，这个人多了点儿，那个人少了点儿，社员有意见，那就不中。
因为我多年不当队长，碰到了一些困难。这时候近平就到我们二队来，帮助我解决一些困难，他帮我管集体，帮我开队会。他这个人口才很好，讲得好，讲得实，处事又公道，所以他一来，无论什么困难都能解决。
我那个队有二十来户，人多嘴杂，主意也多。比如评工分的时候，最容易出纠纷，有的人干活多，有的人干活少，评的时候不可能都一样。如果评得一样，干活多的人就有意见；如果评得有多有少，评得少的人就有意见。我这人直来直去，不咋会调解矛盾，评得少的人跟我嚷，我也跟他们嚷。嚷来嚷去，大家就说：“别嚷了！嚷有啥用！叫近平来！让近平来给断断！”我们就去叫近平来出面。他一来，每次都能调解得很好，他说话能说在理上，让大家觉得心服口服，最后调解完了，大家也都不说啥了。
近平是个外来的知青，不是我们本村的人，还比我小那么多，还是个娃娃，但我就服他，他说啥我也听。我这个人脾气倔，县委书记的话我都不听，我都敢跟他吵，但我就听近平的，因为近平这人处事公道，说话在理，他从不为自己考虑，都是为大家考虑。
现在我七十多岁了，老了，耳朵也背，眼睛也花了，现在我还听近平的，近平是国家主席嘛，如果他现在让我当队长，我还当。
“近平把粮票和钱压在了碗底下”
采访者：
您好，听说习近平到赵家河吃的第一顿饭就是在您家里，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？
聂瑞兰：
记得，近平到赵家河来，是在我家吃的第一顿饭。他来之前，我就想，人家是北京的娃娃，到咱赵家河这穷山沟了，第一顿饭，算是接风，咋也得让人家娃娃吃好。
当时，每家每户一年才分到几斤白面粉，那一年分的白面我一直没舍得吃，攒起来了。近平来的那天，我就把这些白面拿出来，擀了面条，给他煮热汤面吃。煮面的时候，我又在锅里打了个鸡蛋，这是我家自己喂的鸡下的蛋。我把热汤面煮好，盛在一个白瓷碗里，给近平端了过去。
近平吃饭的时候，我就把自家的娃娃赶到窑洞外面去耍。要不然，娃娃站在旁边看，大人看娃娃可怜，给这个分一点，那个分一点，饭也吃不好，所以我就不让娃娃到跟前来。那顿饭，近平吃得可香了，他吃饭很慢，细嚼慢咽的。
近平边吃边说：“嫂子，你做的这面条真香！”我说：“你吃着香就好，多吃一点，吃完再给你盛。”
近平吃完这一碗，我又给他盛了一碗。吃完以后，我问他：“吃饱了没有？”
近平说：“吃饱了！”
采访者：
接下来他还和您聊了什么吗？
聂瑞兰：
近平从兜里掏出来粮票和钱塞给我，我说什么也不要，他拗不过我，就走了。等他走了以后，我去收拾桌子。拿起碗后，我才发现碗底下压了一斤二两粮票和三毛钱。那时候，这些粮票和三毛钱，可是超过这两碗热汤面几倍的价值了。
过了一段时间，近平又轮到我家吃派饭（派饭：由大队干部指派社员家为外来客人做饭，之后由大队分配工分作为报酬）了，我一边做饭一边跟他拉话。
我说：“近平，咱做派饭挣工分，你不用给粮票和钱嘛！”
近平说：“这我知道。我有，嫂子你就拿上嘛。”
这次我给他做了烩豆面，我特意用好豆面给他做的。近平吃得可香了。
“可把近平急坏了”
采访者：
您好，您当年也参与了打坝工作吧？请问您还记得当时的一些事情吗？
赵福有：
1973年，我们打了一冬天的坝。开春的时候，天还很冷，黄土冻得很结实，还要用炮炸开冻土。谁料，突然有一天出了意外。放炮的时候，一大块冻土疙瘩从山上掉下来，把一个社员的腿给砸了，当时他就走不了路了，大家说：“哎呀，可能是骨折了！”
近平赶紧组织大家把这个社员抬回村里，先放到窑洞的炕上，让他休息。近平又连忙安排人联系县上，让县上派人来接这位受伤的社员。出去联系的人，先到镇上，再到县里，需要很长时间。这段时间，近平就一直在这社员家门口等着。我们说：“近平，你回去休息一下吧。”近平摆摆手说：“不用。”
受伤的社员在窑洞里面受罪，派出去联系的人又紧着不回来。近平是又着急，又心疼。
他就在这个受伤社员的窑洞外面走过来走过去，走了很长时间，足足有几百趟。那次，近平可真是急坏了。
采访者：
后来怎么样了？
赵福有：
好在，这个社员及时得到了救治，腿完全治好了，也没落下什么毛病。后来我们村里人议论这事说：“近平这娃心眼好呢。”当时，近平是我们村的驻队社教干部，是村里的领导，但社员受了伤，咱同村的人也没有他那么着急。他把咱群众的安危放在心上，咱不能忘。